你有认真看过下班后的天空吗?

时间:2020-04-10 08:47   编辑: 王宁    来源:旅游杂志网

  昨日晚餐后驾车回家,刚转进向西的路,便一眼望见了彼端的晚霞。

  那简直是刹那之间完美无瑕的晚霞,橘红色的光芒下,北京西边绵延的山脉轮廓被余霞成绮地笼罩了出来,仿佛任何其他色彩都无法介入其中的笼罩,让这壮丽的画面有了些超现实的感觉。恍惚间像看到了某个舞台的背景,比如来自一部叫《暮云》的歌剧;或是一场以《苍茫》为出道作品的前辈歌者的告别演出(两者皆为假设);至少,也得像VALENTINO 2006年春夏秀场那样--晚霞相伴落日的画面前,模特如走马灯般穿过。也并非什么精美绝伦的舞台搭建,却有份神秘和遥远的韵味被营造了出来,看过就记到了今天。

  沿着四环路行车,从北向西,是我常走的一条路,可这样的晚霞却美到陌生,像是天空和落日为了让我如痴如醉而奉上的一件礼物。晚霞最浓的一面正在香山那边,我常去香山,青石板铺成的登山步道,古旧的露天缆车,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,还有以油焖笋和东坡肉见长的小餐馆,一切都是从小到大的熟悉,可此刻却感到那里委实渺远,宛如处在现实与梦的边界上。想必,是晚霞用极致美丽的色彩弥漫出了无关距离的遥远感。在这遥远感下,仿佛此幅画面会就此定格下来,不会再有太阳东出西落的流转,不会再有万物风流云散的变迁,真是虚无却梦幻的直感。

《The Days Were Beautiful》

  林清玄

  看到这样的晚霞,想到了林清玄的那篇《以夕阳落款》:

  “开车走麦帅二桥,要下桥的时候,突然看到西边天最远的地方,有一轮紫红色饱满而圆润的夕阳。

  那夕阳美到出乎我的意料,紫红中有一种温柔震慑了我的心,饱满而圆润则有一种张力,温暖了我连日来被误解的灰暗。

  我突然感到舍不得,舍不得夕阳沉落。

  我没有如平时一样,下桥的第三个红绿灯左转,而是直直地向西边的太阳开去。”

  不是那个用四十八瓶白兰地祭奠挚友古龙,以豪情盖悲伤的林清玄。而是无意中目睹到绝美的夕阳后,心中“等闲平地起波澜”,感怀到时光飞逝的林清玄。

《Sakura》

  “我为自己的今天盖下一个美丽的落款封印,并疼惜从前那些囿于世俗的、沦于形式的、僵于论说的、在无知与无意间流逝的时光。”

  被自然的美丽深刻打动,而这自然之美也不算珍稀奇观,或许只是寻常也可见的景象,只是往日里缺少了一颗在意它的心。想到此,感动便酝酿成了遗憾。很理解林清玄的话中意味,面对极致的美好时,人往往是容易感伤的。

《The Days Were Beautiful》

  当然,我没能向他一样,径直向晚霞而去。车顺着主路向南,转眼间,晚霞已消失在视线之内。霞光离开眼眸后,便只得停留在记忆中了。

  遗憾的是,这是一种完全抽象的停留。 记忆仿佛是黑白色的,它可以事无巨细地播放我们脑中所有印象深刻的历经,却无法还原出那些摄人心魄的色彩。记忆像一本插满了黑白相片的旧影集,在其中找不到任何色彩的踪迹。

  色彩单恋着我们的眼睛。而我们,只得用相机或画笔,才能尽量完整地尘封起曾在眼前的美丽。

《Plant a Tree》

  蜷川实花

  现在恰是樱花盛开时,作为最擅长为人们创造记忆的花朵,它与生俱来的纤弱柔美,它稍纵即逝的默然绽放,最易让人攫取到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感怀。樱花向来无关永恒,故而人们才想用自己的方式为它的存在留下另一种永恒的可能。

  拍摄樱花的作品中,我最喜欢蜷川实花的写真集《The Days Were Beautiful》和《Plant a Tree》。从那些粉色的花朵中,我们也能看到一个不同以往的蜷川实花。

《Plant a Tree》

  曾经的蜷川实花,常在拍摄的是“人类的欲望”。在她看来,由鲤鱼变异而成的金鱼,因着色剂而颜色鲜艳的菊花,还有那些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商业明星们,都是因为人的欲望被创造出来的事物。人为了填充自己心底的欲望,而造作着事物的本态。当然,蜷川并非要批判什么(艺术不该为批判而生),只是相信这种欲望下被创造出来的鲜艳事物,很值得被镜头留存。那些事物在蜷川的作品中,拥有着呼之欲出的绚烂浓烈。

  而樱花呢?樱花是自然的花朵,不再和人的欲望相关,它沉默无言,沉默无言得恍如空白,空白到能够盛起拍摄者的心。蜷川通过樱花,创造着属于自己内心的梦幻。

《Sakura》

  拍摄《Plant a Tree》的时候,蜷川刚刚离婚,依旧沉湎于往事,带着失落情绪拍下的樱花,不仅保存了花朵温柔的底色,也飘韵着一种朦胧梦幻的感伤气质。这完全区别于她此前的创作风格--那些一如既往的炽烈色彩已不见踪影,清致与缄默却韵入了画面,这次,蜷川仿佛将内心的情感映射进了作品中。

  而说到《The Days Were Beautiful》,就要提到蜷川实花的父亲蜷川幸雄。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戏剧导演,他对蜷川实花影响颇深。当他罹患绝症,被医生告知已时日无多的时候,女儿蜷川实花拿起相机,开始拍摄她心目中的生命无常,她孜孜不倦地记录着生活中的琐碎与美丽,平凡的场景在她的镜头里也显得意味深长。蜷川在用自己的方式代替着父亲,向这个美丽的世界做最后的永别。

  父亲去世后,蜷川将这阶段拍摄的照片汇编在《The Days Were Beautiful》中。我爱其中宁静纯洁的樱花,并无特别渲染的樱花,透过平和且深邃的画面感知到 的,是蜷川的哀愁与怀恋之心。每幅画面都充满寂静感,让人想起没有风的午夜里岑寂无声的溪水。这寂静无关死亡,只代表温存的留恋。

《Plant a Tree》

  Pierre Bonnard

  19世纪末,巴黎一个名叫保罗·塞律西埃(Paul Serusier)的年轻人在好友引荐下,结识了保罗·高更。那时的高更,还没有开始在塔希提岛的世外生活,刚刚结束巴拿马穿越山海的旅途。彼时他已挥别了传统印象派中对还原眼中景象的执念,不断尝试用鲜明强烈的颜色寄托内心的情感,那副著名的《黄色基督》,便是在翌年完成的。

  和保罗·塞律西埃相识后,高更也将用色彩表达情感的创作心得分享与他。保罗像是窥到了印象派中隐藏的新世界,之后,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成立了艺术团体“纳比派”。与高更的理念相仿,纳比派崇尚在描绘现实的同时,也不忘将自己的情绪通过色彩渗透入作品中,托“色”寄情,在似与不似之间,描绘出更为诗意的现实。

《Plant a Tree》

  纳比派画家中,我最欣赏法国人皮耶·勃纳尔(Pierre Bonnard),他从不沉迷于还原眼前所见的一瞬之景,而是用鲜活的色彩将情绪辉映在印象深刻的画面间,其作品看似色彩驳杂,却在某个层面的混沌中勾勒出了新的秩序,就像勋伯格写出的那些音符一样。

  20世纪初,正是各绘画流派互相影响借鉴的时期,纳比派在艺术历史上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,却对后世产生了长足的影响。不说野兽派和波普主义,哪怕近代国内的美术(如周春芽)也有被其影响过的清晰痕迹。回溯历史,总有画家不愿被现实的画面囚缚创作,更愿将自我投射在作品之间。

  当然,这样的方式并非起源于纳比派或高更。用色彩来表诉情感,让画作游走在理性和感性之间,对立于那些执着还原现实的艺术,在欧洲画坛也算由来已久。文艺复兴期间,鲁本斯用色彩描绘着史诗般的情感,可法国人却更钟爱普桑那样唯美古典的演绎;印象派之前,冷峻克制的安格尔与浪漫派的德拉克罗瓦,有关色彩和线条哪边更重的纷争也从未停休过。

  它们本质的不同,是理性美和感性美的不同,是强调感受性和强调秩序感的不同。当然,这绝不是自我性和非自我性的不同,因为崇尚秩序美感的古典派画作背后,同样也有画家的自我性在闪耀,另一色的自我性而已。和极端的温柔同样也是一种个性的道理一样。

 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,伤感的蜷川实花拍摄樱花时,也为花朵注入了伤感的力量,这和曾经的纳比派并无二致,他(她)们都在用自己的情绪为真实的事物上着色。

《Sakura》

  而这样的创作本身,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初衷?是将色彩添加入现实,意图描绘出更美的“现实”;还是察觉到作品背后创作者在真实喘息着的“自我”,可以让欣赏者体会到一种会心,一种交流,从而获得更为生动的欣赏体验?

  或者说,我们在观看一副美好的作品--特别是深入体会一件作品,得到难以言喻的幸福感时--到底是沉迷于作品本身的美,还是更在意与作品背后那个创作者的“相逢”?

  这大概是难解的疑问,有着我们和艺术家都无法尽知的答案。因为每一份创作背后都需要自然而然、不假思索的内心指引,没有是非,不计因果,才能心无旁骛地将自我付诸于作品之上。

  只是,有一点是确定的:一切创作中,无论是否为现实的景象加入内心的颜色,一颗想要保存住曾经见证过的、某一瞬美丽的心总是亘古不变。纳比派画家、蜷川实花,或是兴之所至下朝晚霞一路开去的林清玄,那种生命中想要靠近和保存美好的冲动,是无别的。

  我们的天性中或许都有缕脆弱的底色--明知世间事物都会泯灭在回忆的尘埃里,仍旧毫不保留地贪恋着飘渺如云的永恒,这便是我们心底被粉饰得当的一种脆弱。而换个角度,偏偏又是以脆弱为本,那么多定格住美丽的作品才会出现在世人面前。由根源的脆弱之种,也可以生长出带有醉人力量的美妙之实,大概是最初的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一种美好吧。

  这样的世界,是并不敷衍了事与苍白冷漠的,它值得我们的投入与沉浸,在这一点上,我仍旧非常相信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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